1978年，我出生在皖北平原的一个村庄。低低垂下来的老家屋檐，像一道沉重的网，困住了我们一家三代人的日子。在这屋檐下，生活的重压常常是不均衡的，它像一架失衡的天平一样，总是不知不觉地倾向那个显得更吃力、更需要扶一把的人。我童年懵懂的眼睛，最早看清的就是这份倾斜。

1989年，我到县城读初中，父亲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那种倾斜的重量。老屋的屋檐渐渐留在了身后，但那倾斜的分量，却沉积在我的记忆深处。父亲酒量不好，人又太实在，别人劝酒他从不会推脱。常常饭场没进行一半，人就醉糊涂了。醉后的父亲变得话多，甚至踹翻凳子。那刺鼻的酒味让我打心底里厌烦、恐惧。可有时，看着他醉得不省人事瘫在床上，肢体僵硬，表情扭曲，我又萌生出一点自己也说不清的心疼。

比父亲酒后喧闹更沉重的，是爷爷那长久的沉默。奶奶是上世纪30年代出生的地主家的女儿，个子不高，裹着小脚，说话却极有分量。她喊爷爷，张口就是“那个木疙瘩”、“那个傻人”。爷爷憨厚老实，说话笨，做事也不灵活，一辈子没少吃苦吃亏。寒冬腊月，别人能歇着，他得去结冰的河边破冰挑水。下地干活回来晚了，吃剩饭是常有的事。看着爷爷那逆来顺受、连大气都不敢喘的样子，小小的我心里总像堵着什么。有一次邻居奚落爷爷，我竟鼓足勇气冲过去对着那人喊：“别吵我爷！”那会儿，我觉得爷爷就是这个家里乃至整个村里最可怜的人，想护着他一点的心，早早就有了。奶奶去世十年后，爷爷才算过上了没人欺、没人骂的日子。过年时我们给他做了一身新唐装，他穿上后摸着盘扣，脸上那点局促的笑容，是他在我记忆中难得显露的亮色。

真正在这倾斜的屋檐下，用肩膀稳住阵脚的人是我的母亲。她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，没念完小学三年级，却有着常人难及的韧性和远见。1989年夏天，我们家在村里率先盖起了三间亮堂的砖瓦房。那是母亲用多年卖兔毛攒的钱，一毛一分垒起来的。新房盖好后，村里人都羡慕，可母亲却让爷爷奶奶搬了进去，我们一家仍旧住在老旧的土坯房里。邻居们都说她傻，“哪有盖新房给公婆住，自己住旧屋的理？”母亲回答：“我就信一条，好饭先尽爹娘用，好衣先尽爹娘穿。再说了，不跟老人挤在一起，婆媳少拌嘴生气，我还能多挣钱，再盖新房子。”

母亲对家人的好，就藏在那些细微的日常里，尤其是在吃上。春天，母亲会把鸭蛋、鸡蛋用盐和草木灰腌在坛子里。端午节，她煮熟十来个咸鸭蛋，总是把最大的挑选给我和弟弟，次一点的给父亲，她自己则挑选最小的或者煮开花的咸鸭蛋吃。等剥开了，还把蛋黄油最多的部分掰给我们尝尝，自己嚼着干巴巴的蛋白说：“咸了齁嗓子，少吃点好。”

母亲看到更穷的人，多少都要帮帮。有一年家里养了鹅，鹅下蛋少，比较金贵。端午节那天早上，母亲煮了4个咸鹅蛋，又配着几个咸鸭蛋。母亲照例把鹅蛋分给父亲、我和弟弟，她自己只吃最小的咸鸭蛋。我们纳闷母亲省的这枚鹅蛋会给谁吃呢？等大家都下地干活去了，她悄悄把村东头一位外号叫“老雁”的大娘接到厨房，把还在温水里的鹅蛋和两个粽子剥好，放碗里，端给大娘吃。这一切被我眼尖的弟弟发现了。当我和弟弟为母亲自己舍不得吃而埋怨她时，她又是那句说了一百遍甚至一千遍的话：“我不过是多吃一口少吃一口，多吃个鹅蛋，身上就多长一块肉吗？我饿不着。”母亲怕我们不理解，又补充一句，“你老雁大娘这两天发烧，就应该吃些有营养的补补，马上割小麦了，她家里的小麦，你们可有本事帮着干？！”朴素的话语里，是她将自身需求压缩到极限，把天平另一端——家人和更困顿者的分量无限放大的本能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落脚体制内有了份安稳的收入。弟弟一家则和父母都生活在合肥，住在同一个小区，相互照应。随着时间流逝，父母渐渐老去。我收入稳定些，便在赡养费上多承担一些，逢年过节，总要添置些东西寄回去，平时嘘寒问暖的电话也多打一些。我总惦记着父母的吃喝冷暖，希望这些能多填补些我不常在他们身边的缺憾。而弟弟，知道我工作在阜阳，一趟趟跑下来不容易，便默默扛起了照料父母日常起居的担子。父母有个头疼脑热、发烧感冒的，他跑腿买药、端茶送水。最让我又暖又酸的是，弟弟电话里爱报喜不报忧，是怕我担心。去年夏天热得久，有次我无意听亲戚说漏嘴，才知道母亲一个夏天中暑了三次，还住了几天医院。我一时情绪激动，拿起手机准备质问弟弟，可当电话接通时，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这些年，弟弟默默承受了多少生活的琐碎与烦劳，他“不告诉”不代表“不作为”，他的内心是倾向我这个身在外地的弱者。

前些年，参与扶贫工作后，我接触了不少贫困家庭。我包点扶贫一户姓吴的人家，他们虽然家里负担重，但特别有志气，种了六七亩地的大棚菜。天不亮就钻进大棚里忙活，脸上、手上都是泥土和汗水，但眼睛里透着想把日子过好的光。看到他们，我心里是敞亮的，满是由衷的佩服。但我也见过另一番景象，有那么一对父子，七十多岁的父亲游手好闲，儿子三十多岁了也没个正经营生，在外面打半年工，回来打牌半年。我给他们送过新棉花被，过了一个月再去看望，新被子脏得不成样子，拉开一看，里面竟然被老鼠做了窝，生了一窝小老鼠，又骚又臭。新买的一款品牌冰箱，用了不到半年就坏了两次，听说锅碗不刷洗就往冰箱里硬塞，最后彻底报废。看着他们懒散、麻木的样子，我站在那儿，心里特别堵得慌。这让我想起了童年时对爷爷那份纯粹的同情。爷爷的弱，是任劳任怨却总被欺负，是咬着牙硬扛生活的重担；而眼前这种弱，却像是自己放弃了挺直的力气。这鲜明的对比，让我重新去掂量“弱者”这个词的分量。勤劳与懒惰，真的会在土地上刻下完全不同的印记。这也让我对爷爷那份近乎笨拙的坚韧，有了更深一层的敬意。

岁月如流水，也充满无常。父亲五十多岁就患了帕金森病，手不受控制地抖，说话也变得结巴，记性越来越差，刚说过的话转头就忘了。看着他努力想抓住某个词却想不起来，急得脸通红的样子；看着他端个碗都哆哆嗦嗦，饭粒撒一身的模样，我心里那股童年积攒的对酒的厌烦，渐渐被一种沉沉的酸楚和心疼盖过了。他像个需要人时刻看顾的老小孩。

母亲依然要强，但也老了。照顾父亲不容易，365天，没有一天是轻松的。她偶尔会跟我打电话诉苦：“你看这咋办？你爸忘事啊！邋遢啊！”可她自己呢？还是闲不住。常常天一亮就带着父亲出门去做保洁。我劝过：“别干了，歇歇吧。吃喝住都不缺，该养老了。”他们却很固执：“现在还能动，能干点就干点。”我和弟弟明白，挣几个钱，让他们觉得心里踏实，感觉自己还有用，不是完全坐着等饭吃。看着他们拖着劳累的身子回家，我们是又心疼又没办法。这份矛盾在心头盘绕，情感的天平，这头是盼着他们好好歇着享清福，那头是看着他们因这点劳作而精神头十足，到底该向哪端倾斜呢？是该老有所乐？还是该老有所为？随他们吧，能自己动弹一天，他们心里就亮堂一天。

如今，老家的土坯房早已塌了，成了记忆里的影子。可老屋檐下的那些日子，那里面的人和事，却像刻在骨头上一样清晰。无奈的是，父亲衰老得更厉害了。带他去镶牙，简直像哄孩子一样。他茫然地坐在诊疗椅上，张大嘴巴，口水不自觉地往下淌。我拿起纸巾轻轻帮他擦去嘴角的湿痕，就在指尖触到他松弛皮肤的瞬间——父亲脆弱如同婴孩的模样，母亲担心的眼神，突然和几十年前母亲剥开咸蛋、把最好的部分分给我们的情景，还有院子里爷爷默默劈柴的背影，重重叠叠地交织在一起！那温热的湿意，仿佛一下子连通了时光。

老屋屋檐下的日子，从来没有忘记，父亲的酒气，爷爷的隐忍，母亲的操劳，邻里的冷暖……它们混在一起，酿成了生活的滋味。这滋味里，后来添上了长大后的我的牵挂、弟弟的守护，和那份对父母坚持劳动的心疼与成全。那些悄悄传递出的温热——从母亲碗里让出的最大的咸蛋，到我手中擦拭口水的纸巾，从弟弟隐瞒病痛的体贴，到我们默许老人凭双手挣钱的踏实——像一颗颗沉甸甸的石头，压住摇晃的生活，不让它彻底翻倒。

老屋依旧在，一代代人，就在这屋檐下，在沟沟坎坎里，本能地把手伸向那个显得更吃力、更需要扶一把的身影。这并非精心计算的平衡，却是粗粝人间中，最朴素的深情，是老屋檐下无声的歌。